综观赵本山的小品，以塑造农民或小市民等底层人物形象居多。客观地说，赵本山和宋丹丹塑造的农民形象，有其匠心独运的一面，这是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。然而，由于他们的表演过度夸大了农民猥琐、胆怯和无知的一面，可以说他们塑造的农民形象已经失真了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，如今，中国农民的形象真的如此猥琐、胆怯和无知吗？显然不是这样的，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，尤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加快，城乡经济文化的交融、交流与日俱增，农村面貌、农民形象已经和30年前大不一样了。一句话，如今的农民既不是过着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世外桃源生活，也不是过着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纯农耕生活，许多农民无论是精神面貌，还是外在形象，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。

赵本山表演的那种歪戴帽子、衣着不整、猥琐拘束的农民形象，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，基本丧失了新时代农民的典型特征。笔者认为，赵本山等演员刻画的农民形象，之所以落后于时代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：其一，是因为一些导演、演员脱离农村生活太久了，对当今中国农村的变化没有足够的体验和积累，对当今中国农村的变化缺乏观察，仍然用老套路来演绎农民形象；其二，也许是由于小品艺术创作的时代局限，使得那些讽刺现实、针砭时弊的作品难以问世，才使得一些低级趣味、为逗乐而逗乐的庸俗之作垄断了舞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小品拿底层群众的窘困遭际取乐，博取廉价笑声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小品等艺术，既不能单纯依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滑稽扮相，也不能简单依靠模仿小人物的“丑陋”争取观众，只有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，才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。而要达到这一点，无疑需要创作者和表演者不断提高对现实生活的洞察力，自觉对社会、人性和主流价值进行深入思考，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。就拿赵本山的小品来说吧，如果仅仅依靠老经验、老套路反映农村生活，塑造农民形象，就有可能吃尽老本，甚至江郎才尽而遭到时代抛弃。